此论甚妙
芦笛旧作:《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的余波
发表时间: 2007-2-11 03:44 作者: Hennes 来源: 九州万国 ::北美华人生活网:: 9-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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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在《多维观点》上刊出后,赵无眠先生在《大家论坛》上贴出若干珍贵的史料。说 珍贵,是因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的人如笔者根本就没机会看到过这些东西。令笔者惊讶 的是,赵先生披露的日本右派关於侵华战争的某些观点,竟与拙文大致吻合。最近又在 《新语丝》上看到赵先生给方舟子的一封信。赵先生在信中说:有人竟引用日本右派的 观点来批判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写得那麽好,不象是日本人,所以只好算了(大意)。 如果不是笔者多疑,这儿的“有人”,指的大概就是我了。如果我理解不错,赵先生的 意思是,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批判”,因为笔者引用了日本右派的观点,但笔者看来是 同胞,所以只好忍住不作反批评了。 这里必须声明,笔者跟赵先生一样,是大陆长大的血统纯粹的中国人。本人及所有的亲 人中,无任何一人到过日本或与日本人有任何牵连。本人不懂日文,看过的历史书全是 中国人和英美作家写的。迄今为止,惟一见到的日本人的观点就是林思云先生和赵先生 贴出的那些。 虽然如此,赵先生如果不同意笔者的观点,完全可以驳斥。和赵先生一样,我对网上那 种“豺狼似的起哄”、充满霸气的毒骂非常反感,对赵先生的谦冲的学者风度十分钦佩。 我写那篇文章,是想就教于赵先生,文中并无时下流行的恶骂式的“批判”。而且,该 文的“文眼”,其实并不在於“批”先生的文章,而在于《重要的启示》那一节。赵先 生如不以笔者为弃,完全可以以文会友,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这里不存在“打内战” 的问题,不必因笔者是中国人就投鼠忌器。 拙文中所谓引用的日本右派的观点,按先生在帖子里的总结,当是:日本并无灭亡中国 的野心和相应的战略计划;七七事变是共党间谍的奸谋;中共上台是日本入侵一手造成 的;太平洋战争是日美矛盾的必然结果,等等。这些观点是笔者长期阅读国内出版的文 史资料、共干回忆录、毛泽东内部讲话(如《毛泽东思想万岁》)、《毛选》、《李宗 仁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若干英美作家写的二次世界大战史,经过独立思考 得出来的结论。如果它们与日本右派观点不谋而合,笔者仍然只能认为因为那是事实。 按西方治学的传统,应该是以事实为立论基础,不应因人废言。如果先生认为这些观点 是错误的,似应列举事实批驳,而不能贴一个“日本右派观点”的标签了事。 关於日本没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战略计划一条,拙文已经讲过,这是从日军在华作战的 混乱无章中推导出来的。而且,日本是战败国,所有的战争档案都被盟军查获。如日本 确有系统的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应该早已曝光。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的战争 计划,如一次大战德国的“施列芬计划”,法国的“X 系列计划”,二次大战德国的 “巴巴洛莎”计划,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密谋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 虎!”等都早已大白于天下,不再是什麽秘密,为什麽就找不到“七七事变”是日本人 密谋的证据,找不到日本征服中国的全盘计划呢? 至於中共靠抗战上台,这连毛泽东都如是说。毛多次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 先后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对“大日本皇军”的感谢,感谢他们 间接帮助中共上台。《毛选》中说:抗战爆发后我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大意)。 芦沟桥枪声一响,被关押在华北反省院的高级共干如薄一波、安子文等被释放,奔向各 地明火执仗地拉起“抗日”武装,连北京城外的西山都出现了他们的人马,更不用说薄 一波在山西拉起的“决死队”和项英、陈毅在江南靠国府的提供的粮饷军火组建的“新 四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共又怎会从□北的死地中一夜之间 扩散全国?毛自己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可等到抗战结束,中共 已指挥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兵,统治上亿人口。如果不是洛川会议上定下的“用七分力 量扩充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对付日本人”的战略方针,以及“七大”上加以确 认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总路线,这样的奇迹又怎能实现?如果不是苏 联红军在日本投降后一面阻止国军在东北登陆(最后不得不在葫芦岛登陆),一面放华 北的共军大举入关,接收八十万关东军的全部装备和四十万“满州国”伪军的全部人员, 共军又有什麽实力问鼎中原? 最后想给先生的《二十世纪谁是汉奸》提点意见。先生在文中披露的若干史实,如孙中 山与日本人的勾结,毛泽东在南京失陷后大喜若狂等,令人耳目一新,开了眼界。以先 生掌握的史料,本可以写成严谨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先生将严肃的论述和幽默的调侃 混在一起,使读者无法揣摩先生究竟是郑重其事还是插科打诨,不必要地减低了作品的 价值。例如先生指鲁迅为汉奸,证据一是引余英时先生的话,说鲁迅什麽人都骂,就是 没骂过日本人,二是鲁迅称赞日本儿童活泼,三是鲁迅与藤野和内山的私交,等等。很 明显,这些所谓证据,特别是有关藤野“那个黑黑瘦瘦的家伙”的调侃,与文中列举的 其他人如孙、毛的汉奸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段完全是鱼目混珠的败笔,只 能冲淡其他史料的严肃性,让读者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而不去思考文中揭示的其他历 史人物的复杂性,悟出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脸谱式的“两分法”之荒唐。 关於鲁迅,这里还想说两句。笔者素来敬佩余英时先生,但余先生强烈的反共情绪有时 导致他偏离学者的客观立场。他说郭沫若抄袭钱穆,最近国内就有人提出反驳(详见 《新语丝文库·新到资料》)。他说鲁迅什麽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日本人。其实鲁迅 也没有骂过“普罗”、没有骂过苏联、没有骂过“毛泽东先生”,只说过这些人的好话。 诚如他说,鲁迅算不上什麽思想家(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出过思想家,至少在战国之后 如此)。但鲁迅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 己的劣根性。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 胡适先生说:“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了艺术”,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 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 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 骂人的痞子。我想,这才是鲁迅的功与过
〉part of his argue
重要的启示尽管有著以上明显谬误,赵文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它第一次冲破了国人的精神自闭,逼著我们去正视自己不想看的事实。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立论,而在於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侵略是否有二重性,侵略者在干坏事之余是否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第二,民族是否有优劣之分,有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是否有自我完善、甚至治理自己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提出的辩护理由之一,是殖民地人民尚未长大成熟,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们越俎代庖,帮当地人民管理建设自己的国家,待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教师”就功成身退,据说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这麽做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驱使殖民者的是金钱而非菩萨心肠。但笔者曾到过某些非洲国家,发现那儿的所有现代文明建筑,哪怕小到街道照明灯,都是前殖民者留下来的。独立这麽多年来,赢得自由的人民除了破坏似乎什麽也没干。与独立前相比,当地居民的生活只有更糟,取代法治的是贪污腐败,取代和平与秩序的是内战与骚乱。很明显,这一切不能用殖民者撤离前的挑拨(如最为我们的爱国者津津乐道的印巴分治)与持续下来的西方剥削来解释,因为除了当地的统治者,谁也无法从那种悲惨状况中获利,国际社会反而要花费大量金钱来救济,更不用说正是西方剥削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人当然不存在不能管理自己的问题,鬼子们还在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我们毕竟不能回避赵先生谈到的难堪事实:“解放”三十年后,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除了多出来一个大庆油田,笑傲天下的还是日本人建的鞍钢、抚顺和丰满水电站。“解放”五十年后,东北还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方。更令人难堪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回到祖国怀抱。在香港,热心拥护回归的人是资本家,但他们的动机已被某著名大款在报上说得清清楚楚:回归中国有如少女被强暴,既然无从抵抗,乾脆就别抵抗,乐得享受享受。此话虽然粗鄙,却一言道破实质。中国如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活脱就象一个恶棍行将对少女施暴。祖国对自己的人民包括那些海外的爱国者们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致对同胞拥抱的抵抗甚至超过了对异族的抵抗,这实在是全民族的悲哀。在我看来,如果硬要说社会发展有什麽规律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社会热力学定律”。根据热力学,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总要达到商(火商)值最高的稳态。类似地,一个孤立的文明不会如马克思断言的那样持续不断的发展,它达到一定水平、处于某种稳态后就要停滞不前。证之人类有过的文明,此论惟一的例外只是欧洲文明。这是因为欧洲因为地形破碎,从内陆出海极为便利,而且从来处於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的不稳态中,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多元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内的各民族始终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中,养成了勇于开拓,勇于冒险,善于学习,善于“拿来”的精神。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大爆炸”而弥漫全球,根本原因就在於此。因此,宋朝以降,中国文明在各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不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必然归宿。这种文明的全面退化不仅存在在文学艺术和天文历算之中,就连无所不在的“大屋顶”上都反映出来:明清时代的无理增加自重的“一梁五斗”取代了以前合理美观的“一梁三斗”。封闭的中国有时也被迫对外开放而在政治上获得活力,例如满族的朴实尚武取代了汉人的腐化怯懦后给中国带来历史上最有为、最廉洁的朝代。但由於蛮族自身文化落后,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什麽贡献。缺乏交流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西方文化那种生生不已的势头,使“德”“赛”二先生无法在中国产生。对於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事实,一般人不会持异议,但没有一个爱国者会同意契诃夫“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家”的观察,似乎前者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只有后者才是奇耻大辱。最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李约瑟的发现,但中国古代“科学”需要学者们来发掘才能重见天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科学是建于实证上的、与教育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扩张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实体,不是口口相传的、用来造赵州桥或者铸大钟的技术。进士、举人、秀才们学的是怎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怎样四舍五入开平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科学的位置,对维持静止的社会稳态,它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反驳者们立刻就要说,假以时日,中国凭自身发展,迟早也要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此论无法解释为甚麽玛雅文明之古老不下于中华文明,但直到灭绝或消失前玛雅人仍未作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车轮。同样,它也不能解释为什麽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那儿的人直到近代还生活在丛林里。文明的落后不见得是坏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毕竟是最适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如非洲的丛林是野人们的乐园一样。麻烦在於帝国主义的问世使得一切文明都成了开放系统,被迫互作比较与竞争而立即显出高下强弱之别。如同当年北中国的游牧文化比不过华夏文明一样,我们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西洋文明前黯然失色。与后者相比,我们在近代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与非洲丛林里的野人们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西洋文明的入侵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使我们蒙羞受辱,一方面,它又给我们带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中国本土上长不出来的东西。只知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不妨想想这个事实: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实行法治,至少今天的平民再不会被投入“站笼”,贪官污吏的皮也不会给剥下来,填进稻草挂在县政府的大堂里。面对强势文明的威胁,弱势文明的应对方式有三种:一、象日本人那样,按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国家,吸纳先进的西方文明,将侵略者视为先生,把被侵略化为革新固有文明的动力,从而加入先进文明。二、以“赤道雕弓”“椰林匕首”去“射虎屠龙”,被先进文明征服。三、象中国那样,一方面,从维新党人直到先总统蒋公的一小撮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试图“走日本人的路”;另一方面,广大的爱国贼们又总是迷醉于以往那个灿烂的文明,总是不甘心让洋人“乱我中华制度,变我中华冠裳”,让西洋文明登堂入室,反客为主,总是梦想将西洋文明逐出国门,靠据说是无比优越的华夏文明去称雄世界。两种势力反复缠斗,就演成了无休无止的内乱与政策振荡,毫无意义地耗尽民族的元气,使我们既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自强,又不能象被征服的香港、台湾那样从殖民者那儿获得为经济起飞所必需的的法治。在三种应对方式中,它实在是最祸国殃民的一种。毛泽东曾精辟地解释了爱国贼们拒绝学习西方的理由是因为“先生老是要打学生”。因为被打,或是仅仅因为猜疑先生要打,我们就拒绝学习,在“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壮语豪言中寻求安慰,甚至铤而走险,用祖传的硬气功去打先生的马克辛重机枪,一次又一次地糟踏了历史慷慨赐予我们的机会。纵观近代史,我们曾有过几度辉煌,每次成功都是向先生学习的结果,而每次流产几乎都是爱国贼们中途拒绝学习造成的。第一次是晚清的改革,但正当国家经济开始繁荣,政治上摇摇晃晃地走向君主立宪之时,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却给改革致命的一击。第二次是先总统蒋公的“十年建国”,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因为它将中国儒家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先进文明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次现代化运动虽然主要因为日本入侵而中断,但正如前文指出,如果不是爱国贼们促使战争提前爆发,我们在剿灭共党、战胜日本后再重新开始,仍然来得及在今天成为世上最富最民主的国家。第三次是“解放”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中我们初步建立了重工业体系,虽然找错了先生,沿著这条路走下去好歹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工业国。但毛泽东看不上苏联先生,以为他的土八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另搞一套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半心半意地学习西方,虽然学习内容还未超出晚清的水平,但已造出了爱国者们为之自豪不已的经济奇迹。可惜正如俗话所说:“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口袋里一旦有了几个钱我们就烧得慌。爱国贼们有眼就是看不见如今的中国实在是国脉如丝,大祸将至,惟恐灾难来之不速,今天想打台湾,明天管科索沃的闲事,甚至跃跃欲试要与美国进行“超限战”!这样胡闹下去,二十一世纪将目击世上最后一个大帝国的崩解,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往的错误,祸一次闯得比一次大,“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九次吗?就在我们折腾得起劲的时候,日本、台湾、南韩、西德不以美国的武力庇护为耻,不怕吃了美援的“嗟来之食”“肚子要痛”,不怕“美帝亡我之心未死”,不怕沦为美国的一个州,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奇迹。我们却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东亚病夫,惟一的变化是病得更加难以救药。看著眼前滔滔遍天下的爱国贼,令人不能不怀疑:也许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由某个异族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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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在《多维观点》上刊出后,赵无眠先生在《大家论坛》上贴出若干珍贵的史料。说 珍贵,是因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的人如笔者根本就没机会看到过这些东西。令笔者惊讶 的是,赵先生披露的日本右派关於侵华战争的某些观点,竟与拙文大致吻合。最近又在 《新语丝》上看到赵先生给方舟子的一封信。赵先生在信中说:有人竟引用日本右派的 观点来批判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写得那麽好,不象是日本人,所以只好算了(大意)。 如果不是笔者多疑,这儿的“有人”,指的大概就是我了。如果我理解不错,赵先生的 意思是,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批判”,因为笔者引用了日本右派的观点,但笔者看来是 同胞,所以只好忍住不作反批评了。 这里必须声明,笔者跟赵先生一样,是大陆长大的血统纯粹的中国人。本人及所有的亲 人中,无任何一人到过日本或与日本人有任何牵连。本人不懂日文,看过的历史书全是 中国人和英美作家写的。迄今为止,惟一见到的日本人的观点就是林思云先生和赵先生 贴出的那些。 虽然如此,赵先生如果不同意笔者的观点,完全可以驳斥。和赵先生一样,我对网上那 种“豺狼似的起哄”、充满霸气的毒骂非常反感,对赵先生的谦冲的学者风度十分钦佩。 我写那篇文章,是想就教于赵先生,文中并无时下流行的恶骂式的“批判”。而且,该 文的“文眼”,其实并不在於“批”先生的文章,而在于《重要的启示》那一节。赵先 生如不以笔者为弃,完全可以以文会友,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这里不存在“打内战” 的问题,不必因笔者是中国人就投鼠忌器。 拙文中所谓引用的日本右派的观点,按先生在帖子里的总结,当是:日本并无灭亡中国 的野心和相应的战略计划;七七事变是共党间谍的奸谋;中共上台是日本入侵一手造成 的;太平洋战争是日美矛盾的必然结果,等等。这些观点是笔者长期阅读国内出版的文 史资料、共干回忆录、毛泽东内部讲话(如《毛泽东思想万岁》)、《毛选》、《李宗 仁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若干英美作家写的二次世界大战史,经过独立思考 得出来的结论。如果它们与日本右派观点不谋而合,笔者仍然只能认为因为那是事实。 按西方治学的传统,应该是以事实为立论基础,不应因人废言。如果先生认为这些观点 是错误的,似应列举事实批驳,而不能贴一个“日本右派观点”的标签了事。 关於日本没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战略计划一条,拙文已经讲过,这是从日军在华作战的 混乱无章中推导出来的。而且,日本是战败国,所有的战争档案都被盟军查获。如日本 确有系统的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应该早已曝光。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的战争 计划,如一次大战德国的“施列芬计划”,法国的“X 系列计划”,二次大战德国的 “巴巴洛莎”计划,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密谋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 虎!”等都早已大白于天下,不再是什麽秘密,为什麽就找不到“七七事变”是日本人 密谋的证据,找不到日本征服中国的全盘计划呢? 至於中共靠抗战上台,这连毛泽东都如是说。毛多次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 先后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对“大日本皇军”的感谢,感谢他们 间接帮助中共上台。《毛选》中说:抗战爆发后我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大意)。 芦沟桥枪声一响,被关押在华北反省院的高级共干如薄一波、安子文等被释放,奔向各 地明火执仗地拉起“抗日”武装,连北京城外的西山都出现了他们的人马,更不用说薄 一波在山西拉起的“决死队”和项英、陈毅在江南靠国府的提供的粮饷军火组建的“新 四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共又怎会从□北的死地中一夜之间 扩散全国?毛自己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可等到抗战结束,中共 已指挥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兵,统治上亿人口。如果不是洛川会议上定下的“用七分力 量扩充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对付日本人”的战略方针,以及“七大”上加以确 认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总路线,这样的奇迹又怎能实现?如果不是苏 联红军在日本投降后一面阻止国军在东北登陆(最后不得不在葫芦岛登陆),一面放华 北的共军大举入关,接收八十万关东军的全部装备和四十万“满州国”伪军的全部人员, 共军又有什麽实力问鼎中原? 最后想给先生的《二十世纪谁是汉奸》提点意见。先生在文中披露的若干史实,如孙中 山与日本人的勾结,毛泽东在南京失陷后大喜若狂等,令人耳目一新,开了眼界。以先 生掌握的史料,本可以写成严谨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先生将严肃的论述和幽默的调侃 混在一起,使读者无法揣摩先生究竟是郑重其事还是插科打诨,不必要地减低了作品的 价值。例如先生指鲁迅为汉奸,证据一是引余英时先生的话,说鲁迅什麽人都骂,就是 没骂过日本人,二是鲁迅称赞日本儿童活泼,三是鲁迅与藤野和内山的私交,等等。很 明显,这些所谓证据,特别是有关藤野“那个黑黑瘦瘦的家伙”的调侃,与文中列举的 其他人如孙、毛的汉奸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段完全是鱼目混珠的败笔,只 能冲淡其他史料的严肃性,让读者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而不去思考文中揭示的其他历 史人物的复杂性,悟出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脸谱式的“两分法”之荒唐。 关於鲁迅,这里还想说两句。笔者素来敬佩余英时先生,但余先生强烈的反共情绪有时 导致他偏离学者的客观立场。他说郭沫若抄袭钱穆,最近国内就有人提出反驳(详见 《新语丝文库·新到资料》)。他说鲁迅什麽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日本人。其实鲁迅 也没有骂过“普罗”、没有骂过苏联、没有骂过“毛泽东先生”,只说过这些人的好话。 诚如他说,鲁迅算不上什麽思想家(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出过思想家,至少在战国之后 如此)。但鲁迅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 己的劣根性。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 胡适先生说:“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了艺术”,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 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 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 骂人的痞子。我想,这才是鲁迅的功与过
〉part of his argue
重要的启示尽管有著以上明显谬误,赵文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它第一次冲破了国人的精神自闭,逼著我们去正视自己不想看的事实。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立论,而在於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侵略是否有二重性,侵略者在干坏事之余是否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第二,民族是否有优劣之分,有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是否有自我完善、甚至治理自己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提出的辩护理由之一,是殖民地人民尚未长大成熟,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们越俎代庖,帮当地人民管理建设自己的国家,待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教师”就功成身退,据说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这麽做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驱使殖民者的是金钱而非菩萨心肠。但笔者曾到过某些非洲国家,发现那儿的所有现代文明建筑,哪怕小到街道照明灯,都是前殖民者留下来的。独立这麽多年来,赢得自由的人民除了破坏似乎什麽也没干。与独立前相比,当地居民的生活只有更糟,取代法治的是贪污腐败,取代和平与秩序的是内战与骚乱。很明显,这一切不能用殖民者撤离前的挑拨(如最为我们的爱国者津津乐道的印巴分治)与持续下来的西方剥削来解释,因为除了当地的统治者,谁也无法从那种悲惨状况中获利,国际社会反而要花费大量金钱来救济,更不用说正是西方剥削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人当然不存在不能管理自己的问题,鬼子们还在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我们毕竟不能回避赵先生谈到的难堪事实:“解放”三十年后,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除了多出来一个大庆油田,笑傲天下的还是日本人建的鞍钢、抚顺和丰满水电站。“解放”五十年后,东北还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方。更令人难堪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回到祖国怀抱。在香港,热心拥护回归的人是资本家,但他们的动机已被某著名大款在报上说得清清楚楚:回归中国有如少女被强暴,既然无从抵抗,乾脆就别抵抗,乐得享受享受。此话虽然粗鄙,却一言道破实质。中国如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活脱就象一个恶棍行将对少女施暴。祖国对自己的人民包括那些海外的爱国者们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致对同胞拥抱的抵抗甚至超过了对异族的抵抗,这实在是全民族的悲哀。在我看来,如果硬要说社会发展有什麽规律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社会热力学定律”。根据热力学,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总要达到商(火商)值最高的稳态。类似地,一个孤立的文明不会如马克思断言的那样持续不断的发展,它达到一定水平、处于某种稳态后就要停滞不前。证之人类有过的文明,此论惟一的例外只是欧洲文明。这是因为欧洲因为地形破碎,从内陆出海极为便利,而且从来处於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的不稳态中,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多元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内的各民族始终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中,养成了勇于开拓,勇于冒险,善于学习,善于“拿来”的精神。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大爆炸”而弥漫全球,根本原因就在於此。因此,宋朝以降,中国文明在各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不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必然归宿。这种文明的全面退化不仅存在在文学艺术和天文历算之中,就连无所不在的“大屋顶”上都反映出来:明清时代的无理增加自重的“一梁五斗”取代了以前合理美观的“一梁三斗”。封闭的中国有时也被迫对外开放而在政治上获得活力,例如满族的朴实尚武取代了汉人的腐化怯懦后给中国带来历史上最有为、最廉洁的朝代。但由於蛮族自身文化落后,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什麽贡献。缺乏交流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西方文化那种生生不已的势头,使“德”“赛”二先生无法在中国产生。对於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事实,一般人不会持异议,但没有一个爱国者会同意契诃夫“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家”的观察,似乎前者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只有后者才是奇耻大辱。最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李约瑟的发现,但中国古代“科学”需要学者们来发掘才能重见天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科学是建于实证上的、与教育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扩张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实体,不是口口相传的、用来造赵州桥或者铸大钟的技术。进士、举人、秀才们学的是怎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怎样四舍五入开平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科学的位置,对维持静止的社会稳态,它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反驳者们立刻就要说,假以时日,中国凭自身发展,迟早也要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此论无法解释为甚麽玛雅文明之古老不下于中华文明,但直到灭绝或消失前玛雅人仍未作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车轮。同样,它也不能解释为什麽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那儿的人直到近代还生活在丛林里。文明的落后不见得是坏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毕竟是最适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如非洲的丛林是野人们的乐园一样。麻烦在於帝国主义的问世使得一切文明都成了开放系统,被迫互作比较与竞争而立即显出高下强弱之别。如同当年北中国的游牧文化比不过华夏文明一样,我们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西洋文明前黯然失色。与后者相比,我们在近代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与非洲丛林里的野人们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西洋文明的入侵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使我们蒙羞受辱,一方面,它又给我们带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中国本土上长不出来的东西。只知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不妨想想这个事实: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实行法治,至少今天的平民再不会被投入“站笼”,贪官污吏的皮也不会给剥下来,填进稻草挂在县政府的大堂里。面对强势文明的威胁,弱势文明的应对方式有三种:一、象日本人那样,按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国家,吸纳先进的西方文明,将侵略者视为先生,把被侵略化为革新固有文明的动力,从而加入先进文明。二、以“赤道雕弓”“椰林匕首”去“射虎屠龙”,被先进文明征服。三、象中国那样,一方面,从维新党人直到先总统蒋公的一小撮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试图“走日本人的路”;另一方面,广大的爱国贼们又总是迷醉于以往那个灿烂的文明,总是不甘心让洋人“乱我中华制度,变我中华冠裳”,让西洋文明登堂入室,反客为主,总是梦想将西洋文明逐出国门,靠据说是无比优越的华夏文明去称雄世界。两种势力反复缠斗,就演成了无休无止的内乱与政策振荡,毫无意义地耗尽民族的元气,使我们既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自强,又不能象被征服的香港、台湾那样从殖民者那儿获得为经济起飞所必需的的法治。在三种应对方式中,它实在是最祸国殃民的一种。毛泽东曾精辟地解释了爱国贼们拒绝学习西方的理由是因为“先生老是要打学生”。因为被打,或是仅仅因为猜疑先生要打,我们就拒绝学习,在“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壮语豪言中寻求安慰,甚至铤而走险,用祖传的硬气功去打先生的马克辛重机枪,一次又一次地糟踏了历史慷慨赐予我们的机会。纵观近代史,我们曾有过几度辉煌,每次成功都是向先生学习的结果,而每次流产几乎都是爱国贼们中途拒绝学习造成的。第一次是晚清的改革,但正当国家经济开始繁荣,政治上摇摇晃晃地走向君主立宪之时,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却给改革致命的一击。第二次是先总统蒋公的“十年建国”,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因为它将中国儒家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先进文明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次现代化运动虽然主要因为日本入侵而中断,但正如前文指出,如果不是爱国贼们促使战争提前爆发,我们在剿灭共党、战胜日本后再重新开始,仍然来得及在今天成为世上最富最民主的国家。第三次是“解放”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中我们初步建立了重工业体系,虽然找错了先生,沿著这条路走下去好歹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工业国。但毛泽东看不上苏联先生,以为他的土八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另搞一套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半心半意地学习西方,虽然学习内容还未超出晚清的水平,但已造出了爱国者们为之自豪不已的经济奇迹。可惜正如俗话所说:“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口袋里一旦有了几个钱我们就烧得慌。爱国贼们有眼就是看不见如今的中国实在是国脉如丝,大祸将至,惟恐灾难来之不速,今天想打台湾,明天管科索沃的闲事,甚至跃跃欲试要与美国进行“超限战”!这样胡闹下去,二十一世纪将目击世上最后一个大帝国的崩解,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往的错误,祸一次闯得比一次大,“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九次吗?就在我们折腾得起劲的时候,日本、台湾、南韩、西德不以美国的武力庇护为耻,不怕吃了美援的“嗟来之食”“肚子要痛”,不怕“美帝亡我之心未死”,不怕沦为美国的一个州,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奇迹。我们却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东亚病夫,惟一的变化是病得更加难以救药。看著眼前滔滔遍天下的爱国贼,令人不能不怀疑:也许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由某个异族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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